第一百六十三章 进讲（2/3）
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地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他作文很有技巧。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连欧阳修也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曾巩也评价过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地。
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后来的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虽然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但是现在在沈欢看来，读来也颇有韵味不管沈欢心中如何缅怀。苏洵真的去了，他地丧事，在十月来临的时候，也已经办完。因为三苏的名气，丧事办得虽然不盛大，却也很隆重，不说沈欢这些年轻人到场，就连司马光等人也出席了丧事，甚至欧阳修也曾到场上过香——欧阳修不单是文坛领袖，还可以说是三苏的老师。当年苏洵来京，能轰动京城，与欧阳修的推荐与盛赞脱不了关系，这次到场。也足以表达他对苏家的看重！
唯一遗憾的就是王安石没有到场，他只派了两个儿子送来挽词。沈欢心中苦笑不已，王安石的倔脾气，最是令人感觉无奈的，人家就连在河南做官的曾巩特意回京一次，王安石却连请都不来！
“唉！”沈欢心中也不无可惜，若是王安石也到场，那么这次丧事倒足以让后人感慨了——唐宋八大家里。活着地都聚在了一起。可惜事情总是不美满的。
沈欢是皱着眉头看完苏轼兄弟的悲哀之色的。也许是现世抱吧，当年王安石丧母。士大夫与出了名的文人都到场了，唯有苏洵不去，这也许是他们矛盾的最大体现吧。张方平就在一篇墓文里说过：“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张方平现在为官，人缘颇广，既是王安石的朋友，也与苏洵相交，他的话应该比较可信。这也是《辨奸论》给言之凿凿说是针对王安石的一大证据！
其实撇开《辨奸论》里的人身攻击不谈，苏洵与王安石地矛盾，应该不大可能是为人性格上造成的，苏洵不必说，是传统君子，除了言论比较雄奇外，其他与司马光差不了多少。至于王安石，除了性格比较古怪外，说他是小人，也太过没有道理！那么，他们为什么会造成老死都不相往来的局面呢？
沈欢疑惑之余，仔细排查，终于发觉他们更多的分歧是体现在政治观点上，相当大地程度是政见不同造成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沈欢不记得在那里看过一篇记录，其中说道：“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佑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
这些记载已经说明仇怨是双方共同种下的，决非仅仅一方。苏洵所上书，名震京师，“一时推其文章”；而王安石“独不嘉之”。这说明他们的交恶与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分不开。王安石认为“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
其实两人的政治矛盾，更多体现在嘉佑三年都曾向仁宗上言事书里。把这两封上皇帝书作一番比较是有趣的。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天下久不安”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要求“变更天下之弊法”。苏洵在《上皇帝书》中却说：“法不足以制天下。”这当然说不上是苏洵在反驳王安石地观点，因为苏洵早在《议法》中就说过：“政之失，非法之罪。”而《议法》是苏洵名震京师地文章之一，王安石显然是看过的，而且不同意他地看法。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患在治财无道耳。”苏洵在《上皇帝书》中却说，宋王朝财政拮据，人民负担过重，恰恰是“费出之无节”造成的：“靡费帑廪，以赏无用之兵；一经大礼，费以亿万。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可见他们的观点有明显分歧：政治上，王安石强调变法，苏洵强调改革吏治，在经济上，王安石强调开源，苏洵就要求节流。
当然，沈欢现在无意去分辨两人的是是非非，他现在更担心的是苏轼兄弟会不会因为王安石不给面子而生出什么的心思来——苏轼凄惨的后半生，好像都与王安石有关，其中也大多是因政治观点的不合！苏轼是他的好友，而他现在是王安石的女婿，到时为难的应该还是他！
当然，现在的苏轼并没有给他答案，父母皆丧的苏轼，感到痛苦不堪，在十月来临的时候，他向皇帝上了一封辞退的文章，要求回老家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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