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八章（2/3）
为高氏始祖为高定更具可信度。
如果史书所载高定和族谱所载高定确为一人，那么一个合理的推断如三迤散记所言高定被杀后，其中的部分后人逃到今天的永胜一带，因高氏子孙为夷王后裔，在当地少数民族中有一定影响，后来发展成了当地的一个土酋。
后来大理国时期的高方即为高定后裔，明自段氏据大理以后，永胜高氏土司的历史就比较清楚了。
据元史载“蒙氏终，段氏时，高智升使其孙高大惠镇此郡后隶大理，元宪宗三年，其酋高俊内附。”
到了明洪武十四年，高策率众内附，明洪武十七年，改府为州，设流官，仍袭土知州，继以功加府同知职，四品服色清顺治十六年，大师监滇，高氏投诚，仍准世袭土知州。
光绪二十五年，高长钦承袭，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朝廷“以暴戾恣睢，革云南北胜土知州高长钦职。”
在“改土归流“中的高氏土司的话，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了，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统治方式。
通常都认为这种制度始创于元代，完成于明代，清因袭沿用。
土司势力，在明代中期以前是最强盛的时期，在明代中期以后渐次减弱。
元，明，清的土司制度，施行区域不限于西南，但以西南各省为重点实施区。
西南有土司区不限于云南，但以云南境内所设置的土职最多，职官种类也最完备。
封建统治者建立土司制度，其目的是通过暂时的羁縻来达到改土归流封建大一统的目的。
这在明统治者已经不讳言的承认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总方针是“以夷制夷”，“以夷攻夷。”
也正因为如此，在明代初年虽大量设土官，往后只要有机可乘，条件稍具，便毫不迟疑的改流。
改流方式大致有因绝嗣而改流，降等袭职而改流，乘其内阴而改流，乘其外患而改流，乘土司离开本境而试置流官，乘土官有罪而改流，借端诬陷以罪而执之以“法。”
虽然这样多方策谋，但终明之世，并未达到封建统治者全境改流的目的。
内域区十四土府中有七府改流，羁縻区则除个别长官司外，几乎全未改流。
“清代改土归流，历朝皆有，而其初期以雍正朝最足注意因雍正以前之改流均系偶然举动，雍正及其以后之改流，则已为对土司之固定策略矣。”
雍正四年1726年，清王朝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清廷委任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负责改土归流事宜。
鄂尔泰采取招抚和镇压两手，用了五，六年时间，至雍正九年1731年基本上完成了三省的改土归流。
清王朝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表现土司的改土归流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对云南土司，清史稿卷五百十二载雍正时改土归流，鄂尔泰提出以澜沧江为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
阎如上所述，自明初以来，朝廷对土司的改土归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高氏土司历经宋，元，明，清四个王朝而不倒至清未才被彻底改土归流，其中的原因许多学者认为可总结为三句话即择胜者而“归”，尽全力“请袭”，奉征调而战。
封建王朝对于西南边远少数民族的态度是，“为顾顺民性，则奇风异俗化外之民，不必以礼教制之，为省民力，则蛮荒鄙野瘴疠之区，又何必施以内地之治”
对于土司，“盖就土民之习惯以为法，非中央政府所颁行之律例也土司既为土民之长官，生杀予夺，皆可任意为之有言土司杀人不请旨，亲死不丁忧。”
是以，土司实际上是所统治区域的“土皇帝“，拥有极大的权力。
也正因为如此，土司一般并不在意“天朝“的皇帝是谁，他们只在意如何保住自己的土司职位。
这养成了很多土司像墙头草，随机应变，随波逐流的行事风格。
这种情形在高氏土司家族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如，元朝忽必烈来了，高土司“势屈迎降”。明朝傅友德来了“率众内附”，清兵来了也“归顺。”
如土知州高斗光，明末崇祯时袭职，清兵来滇，即“差目赴省投诚”。
以后，吴三桂反清，在北胜设茶马关，又与之勾结。
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兵攻至四川，又差亲舍赴四川投诚。
康熙二十年16年，又专差亲舍军前投诚。
此择胜者而“归”，从而躲过了各次王朝更迭中的危机。
除了王朝更迭中存在的可能“站错位置”的危险，土司在袭职时也会存在很大的风险。
如前所述，从明代开始，为了“防止冒袭及因承袭人不明而起争端，故规定土官须先将应袭之人呈报。
并于呈请袭职之际，取得上司印，然而在土司袭职时，“取得上司印结”这个环节成了一个瓶颈，土司们深受各级流官种种刁难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
最高潜伏
部落之战
三生剑，三世缘
回到史前霸四方
生化末世求生
为师妇
极品唐王混都市
在同学综艺当对照组
我的彪悍人生
重生1994：我精通十六国外语